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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第3页）

这预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从民族自决出发，重新定义民族，将民族用土地固化下来，可为治理结构的具体载体；同时又在未来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超越之中，实现民族的消解，走向对民族自决的超越。

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将民族差异确认为一种永远不可能消解的本质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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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均质化的治理遭遇否定——治理是属人的（基于民族属性）而不是属地的（基于生活空间）——与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背道而驰。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则是用历史性克服了空间性的民族，民族差异是一种可以消解掉的非本质性差异；在民族差异未完全消解之前，治理的基础仍是属地的而非属人的。

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政治除了其正当性叙事与古代有着巨大差异，古代的正当性叙事基本上都来自宗教，现代的正当性叙事则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这个词是大革命及复辟时期的法国思想家德斯蒂·德·特拉西最初使用的，其原意就是“观念学”

（idéologie），指基于一整套的观念系统，来对现实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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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巨大差异是治理的复杂性——治理是与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粹技术性安排，而属地治理是其基本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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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洲与中亚：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是在1912年帝俄时期提出的，此时布尔什维克仍处在积极策划革命的阶段，高扬民族自决理论有助于布尔什维克鼓动一切可动员的力量支持革命。

然而到了革命成功，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诸国纷纷独立，斯大林便发现民族自决这个议题并不简单。

他在1922年9月22日致列宁的一封信中提出，如果允许诸民族苏维埃共和国以独立的身份与俄罗斯联邦并立，可能会带来不可忍受的混乱与危险，所以应该令其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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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五卷，No.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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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提出此一主张，并未放弃区域自治，他只是拒绝这些共和国可以与俄罗斯并立罢了。

斯大林为此提出相应草案并在9月24日获得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的通过。

但是列宁坚决反对斯大林将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合并于俄罗斯的意见，主张应该使它们与俄罗斯一起组建一个更大的“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

而在一些苏维埃共和国中也有人反对斯大林的意见，时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拉柯夫斯基在1922年9月28日致斯大林的信中提出：“独立共和国的形式使我们有可能对所有的边疆地区乃至国外，最大限度地产生革命的影响。

通过独立的阿塞拜疆、布哈拉、希瓦和其他共和国，苏维埃联邦有可能向东方最大限度地进行和平的革命渗透。

通过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联邦有可能向加里西亚、布科维纳、比萨拉比亚进行同样的革命渗透。

否则，我们将在没有任何重大必要性的情况下使自己失去这一武器，反而给予波兰和罗马尼亚资产阶级一种同我们斗争并加强其民族政策的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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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No.0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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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独立共和国的形式向东方和西方渗透革命，是一种重要的斗争策略，一旦成功，布尔什维克通过俄国革命促动世界革命的远大理想便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