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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第2页）

（见前引《斯大林评传》，第502页）斯大林作为托洛茨基绝对意义上的政敌，其民族理论能获得这样一个评价，是相当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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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这一工作。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打通了政治上的内政与外交之分，它既是民族理论，又是普世帝国理论，其理论结构极富内在张力，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历程有着深刻的影响。

斯大林首先重新定义了何谓民族，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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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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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定义，一方面，把民族与固定的领土相联系；另一方面，把民族与共同的经济生活相联系，其对共同经济生活的表述是：“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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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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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所谓共同的经济生活就是工业经济，从而便可将民族界定为完全属于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政治现象，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并不存在。

因此，布尔什维克可以用共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来超越民族主义。

斯大林将语言和文化化为精神要素，将经济以及地域化为物质要素，认为是物质要素决定着精神要素的根本，从而决定着民族的属性。

这种化约，与其民族主义属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界定直接相关。

对民族与土地的本质性关联的强调，促使斯大林提出了民族自决的理念，区别于奥匈帝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鲍威尔所主张的民族文化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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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参见［奥］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鲍威尔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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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提出：“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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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上卷，第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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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还可进一步得出如下推论：是资产阶级发动了民族运动，但这个运动是为了一己的阶级利益，无产阶级反受其害；现在，无产阶级为了充分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应该推动民族自决政策，实现民族独立。

而且，此种民族运动应该由无产阶级来掌控，而不能交由资产阶级，否则无异于前门驱狼后门入虎。

这样一来，将会建立一系列的无产阶级民族国家，而无产阶级民族国家代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最终要超越资本主义阶段，从而也就超越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民族主义，最终走向普遍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