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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明的冲突与普遍秩序的演化（第2页）

通行的经济指标是否代表衡量经济的恰切标准，是另一个问题，毕竟通行的指标里也没有作为道德动物的“人”

的地位；但无疑通行指标可以较好地反映硬件意义上的综合国力，效率的不足意味着通过经济手段化解社会矛盾也会遇到瓶颈。

反过来，清教伦理下的经济逻辑，在伊斯兰教看来又是伤害人性的（在很多其他宗教和文化看来也是一样），于是这又演化为对于西方的一种对抗性心理。

就殖民经济体系的影响而言，伊斯兰世界长期作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地，在世界贸易体系当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石油国家是特例，但穆斯林国家不都是石油国家，并且石油国家也受制于国际资本市场。

殖民经济体系的影响往往还会留下另外一个特征，就是飞地经济，亦即几个大城市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高度联系，成为一种经济飞地，大城市之外的地区则仍处于传统经济当中，国家内部经济呈现二元化撕裂的状态。

而经济飞地的各种发财机会又往往被威权统治者所控制，以及用来拉拢支持者，经济层面的撕裂便进一步加重了政治层面的合法性残缺。

再从社会层面来看，传统经济与传统社会结构及道德体系是高度嵌合在一起的，但飞地以外的传统经济地区也会逐渐遭遇到现代经济的渗透并开始解体，相应地，传统社会与道德也会逐渐解体。

这个过程在日趋加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传统社会结构当中被抛出，却无法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陷入困境；传统的道德体系对他们的约束也逐渐失灵，失业游荡的青年人更加无所适从。

这与前面所说的政治正当性的残缺、经济层面的撕裂等等结合在一块，带来了怨恨，蕴含着深刻的动荡基础。

这些结构性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很常见。

但局中人如何理解这些矛盾，则与不同的宗教、文化态度紧密相关。

伊斯兰教当中既有温和向善的面相，又有激烈决不妥协的面相，哪种面相会呈现出来，要看它是在怎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当中运行。

在传统社会的嵌合结构中，伊斯兰教劝人向善、友爱世人、热爱和平的一面会凸显出来。

但是在被抛离于传统社会结构、孤独绝望的年轻人当中，决不妥协的面相便会更有吸引力，因为这个面相告诉他们，即使全世界都抛弃你了，神仍然与你在一起，他永远不会抛弃你。

马克斯·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研究中曾提出“贱民民族”

这样一种精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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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8—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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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贱民民族”

，是指一群坚信自己是选民的人，神对其命运的许诺甚好，但其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却相当糟糕。

虔诚的信徒坚信神不会错误地许诺，自己的信仰也不会有错，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世界错了，需要将错误的世界改造为正确的秩序。

在那些决不妥协的年轻人身上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我们可以想象，极端主义的主张，乃至发誓要推翻现行秩序、期待着善恶终极大决战的伊斯兰国对他们会有何种巨大的吸引力。

极端主义所遵奉的原教旨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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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者不要混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两者有重大区别。

原教旨主义是一种神学派别，主张要严格依照字面解经，这是一种对待经义的态度，是要被严肃认真地理解的；极端主义是一种反社会行为，针对平民搞恐怖主义，是必须严厉打击的。

虽然极端主义的罪行经常自称奉行的是某种原教旨主义，但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两个不同的事物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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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9世纪的宗教领袖罕百里，他开创了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罕百里派，成为嗣后所有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来源。

当时阿巴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马蒙哈里发正力图用暴力强制推行自己所钟爱的神学派别，其更深层目的是以此来掩盖自己得位不正之事。

暴力强推的办法与正统伊斯兰教所推崇的强烈的平等主义相矛盾，后者坚信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只应服从安拉的命令，每个人都要对神负责；而马蒙的做法则隐含着对于神意的窃据，要求每个人对哈里发负责。

罕百里极力对抗哈里发的残暴统治，但哈里发是先知在世间的继承人，罕百里及其支持者反抗哈里发显然是没有正当性的，除非能够找到比哈里发还要高的正当性来为自己辩护。

这个更高的正当性只能是来源于神，神意在《古兰经》和圣训里，于是罕百里要求信徒严格地依照经训来行事，绝不可依凭自己的理性对经训加以额外解释，妄揣神意以致窃夺神的位置，否则只能带来邪恶的专制，变得和马蒙哈里发没有区别。

由此可以看到，原教旨主义在其起点上，是弱者赖以反抗强者的精神武器，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冥顽不灵愚昧落后。

对于极端主义所诉诸的群体而言，他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感受到巨大的不公，却无能为力，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就是个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