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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第3页）

参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

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

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参见《史记·留侯世家》。

"

>这一选择保证了帝国安然平定七国之乱。

汉唐首都不出长安与洛阳，这就形成空间上的东西关系，是以豪族社会为基础之统一帝国的基本空间结构，后文还会有详述。

然而秦制毕竟给汉室提供了强化集权秩序的可能性。

经白马之盟，非刘氏不王，排除了异姓王的竞争；又经文景削藩，汉武帝再行推恩令，同姓王也被消解为近乎郡县，而汉初的军功集团之勋臣也已凋零殆尽。

汉初分封制的复活，遂被终结。

武帝终得一展拳脚，讲求无为而治的道家自然不合他的胃口。

既然能够抗衡君主的分封力量已然不再，则官僚机器自会成为君主的应手工具，汉初便已建立的文法吏之治，更形展开，武帝朝遂有著名的十大酷吏。

同时，武帝也需新的正当性叙事，以摆脱黄老之治的传统对自己的束缚，因而用董仲舒“天人三策”

，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但独尊之儒术，与孔子所追求的克己复礼不一样了。

实际上，孔子所倾心意图恢复的封建秩序，在其提出之际就已经不可能。

盖因三代之封建乃基于不可追溯之传统，赖于秉承武德之血统贵族的卫护；传统与血统，皆非人力所能设计，涵育这两大传统的古典土壤肥沃但脆弱，一旦被君主摧毁则不可复建。

今人有指责董仲舒为专制辩护，此一批评实在不得门径。

汉初封建被消解掉之后，武帝的专制已然是不可逆的事实，无法指望董子如同教皇对待国王一般对武帝进行训斥，便能消解专制。

从根本上说，专制的基础在于社会结构，而不在儒者之言辞，儒家能做的，只是另构正当性基础，将正义之根基从君主手中剥离出来，放置到上天手中。

比较法家、道家、儒家三种思想体系可知，法家虽精于治理，利于君王之统御，但欠缺超越性关怀，难以作为凝聚人心的基础；道家虽有超越性关怀，却既无外化为制度的方案，也无师承传统，难以做体系性延续。

唯有儒家，其在周代首先是作为巫史存在的，关注天意人心，可作为普遍性认同的基础；巫史主导并记录表达天地秩序的礼仪，礼仪做好了，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样一种神秘而又重要的能力的传承，便有着一种秘传心法式的体系，有着一套师生与经典的传授系统。

西汉去古未远，这些传统的存在，使得汉代的儒家与谶纬之学相表里，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汉儒通过谶纬将天意与人间秩序全面联系起来。

天意超越于所有人的意志之上，皇帝无法以理性化的官僚体系作为趁手工具，来肆行己意治理天下，儒生反倒成为天意的解读者，从而对君主的肆意形成外在约束，这种约束的强度肯定不如封建时代诸侯贵族的约束来得有效，但差不多已是时人能够做到的极致。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汉儒接续的是荀子一脉。

区别于宋儒所推崇的、注重心性的孟子，荀子熟悉典章制度，以君子为枢纽来兼综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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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

（参见《荀子·王制》）“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参见《荀子·君道》）"

>，认为君子掌握礼义治道之本，文法吏则为治道之器，将礼与法安顿在不同的位阶上来构建总体秩序。

一如阎步克先生所论：“荀子既看到了以‘秦政’为代表的专制官僚制化已是不可避免，并积极地顺应和促成这一趋势；同时又力图使儒术、儒者及其所代表的‘礼治’传统，重新取得政治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