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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失衡（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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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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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构成中心区域，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构成边缘区域。

中心区域由于在近代率先发展出现代国家形式，凭借先发优势得以形成对全球的经济、法律、资本等各种秩序的掌握，并可以政治、军事手段强化之，在国际格局当中获得对于边缘区域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全球贸易的红利会不成比例地流入中心国家；而边缘国家由于后发劣势，永远没有机会进入到中心国家的圈子，或者说，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发达国家。

沃勒斯坦及其开创的世界体系学派所做的这种结构性分析，为直到20世纪末期的经济史所证实，这期间除了日本是个例外，其余确实没有哪个成规模的边缘国家进入到中心国家的圈子；个别成功挤进这个圈子的，都是自由港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其规模的上限就是韩国。

自由港国家地区的政策如果正确，是能够借助世界大势，通过中心国家的经济拉动从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更大规模的国家则无法被如此拉动起来。

世界体系学派勾勒出了这种令人不快的格局，但无法给出一个走出这种格局的可能性，最终只能走向对该格局的一种道德批判。

中国以一种沃勒斯坦完全无法想象，也是任何人事先都无法想象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崛起，催生了“双循环”

结构。

虽然这个正在浮现的新结构还只是一个次级结构，仍要服从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资本秩序，但它无疑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它目前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的数量规模上，但它也在向其他贸易领域进化，如中国在最近几年对亚非拉国家的投资增长得很快，便是由“双循环”

结构下的商品贸易拉动起来的。

这一结构转变的过程，使得中国从旧结构当中的“边缘”

地位，转换为新结构当中的枢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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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转换为新结构中的枢纽地位，并不是说中国从此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是说中国作为中介，使得全球经贸循环得以完成；但中国并未因此成为全球经济的首要发动机。

在可预见未来，全球经济的首要发动机仍然是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它拥有最强大的创新能力，也提供最重要的市场需求；但是这个首要发动机要拉动全球经济，却必须以中国作为一个必要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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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边缘”

结构下，西方国家曾经直接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制成品与原材料的贸易；但是随着全球制造业秩序的转型，西方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的升级，已经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

例证之一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主义革命之后直到20世纪末，西方国家的经济曾有过很好的一段发展；但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而言，这恰是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全方位滑坡的一段时间，与六七十年代不同，这段时间无法看到它们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原因在于，原材料产业只能对接于中低端制造业，很难对接高端制造业，遑论高端服务业。

于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产业梯次与非洲国家相距日益变远，两者在经常项目下的经贸规模变得非常小，无法形成经济拉动关系。

直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其中低端制造业进入非线性速度的增长，对原材料形成了巨大需求，发展中国家才重新开始了其经济增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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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这个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经济，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但是在本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隐含地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对于世界经贸秩序的改造，发展的概念也需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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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经贸循环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枢纽性存在，其作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作为“中间地带”

国家，至此开始有了一重经贸层面的意义。

“双循环”

结构的形成可以说还在进行中，还未完全取代过去的“中心、边缘”

贸易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