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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外与内（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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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先生曾谈到，受过五四潮流震荡的人，纷纷投身于国民革命，孙中山先生迅速把握住了这个趋势，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从五四运动里吸收的干部是最多的。

转引自［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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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述，日本对于山东的主张，是有英法等国的暗中承诺的，因此可以说，英国的外交终于还是以曲折的方式激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未能让中国保持在英国所希望的保守状态。

嗣后未久，英国直接动手导致的1925年“沙基惨案”

、1926年“万县惨案”

、1927年“一三惨案”

等，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激化，并且染上了越来越重的反西方色彩。

在一战前的国际道德秩序观之下，英国这几次的动手，在中国引发的反响未必会朝向民族主义方向；但是一战使得国际道德秩序观从现实主义转换为理想主义，评判具体事件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英国的传统外交战略走到其逻辑尽头，它的现实主义战略终于在中国激活了一种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的后果。

理想主义国际秩序观的始作俑者美国，却在一种技术性层面刺激着中国，为其民族主义催生了一些必需的制度条件。

前文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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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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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货币发行权自古以来都不是由政府垄断的，政府不得不接受社会自生秩序对于货币供给的调节作用。

这样一种效应，随着地理大发现，使得中国的货币供给进一步受制于世界货币市场的波动，并因此引发了中国的朝代兴衰与动荡。

这一状况一直到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时，仍未改变。

而在经济大危机初起之际，实行金本位的世界各国为了保住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开始纷纷暂停兑换黄金。

这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开始想方设法囤积黄金，导致黄金价格的上升；相应地又带来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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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巴里·艾肯格林《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彭兴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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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当时主要国家中唯一的银本位制国家，金价的上升带来了白银价格的下跌，相当于中国货币贬值，刺激了对外出口，于是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中国反倒享有了所谓“黄金十年”

发展期。

当然，其间也有过几次经济波动，其中一次影响深远的波动便是由美国的政策带来的。

白银价格的下跌，使得美国中西部各州的白银生产者集团受到损害，他们与农业州的院外集团联手，推动罗斯福在1934年6月签署了白银购买计划；农业州与白银州加在一块，是参议院中相当有实力的政治力量，罗斯福不得不妥协，以便换取它们支持自己的其他新政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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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州之所以愿意接受白银生产者集团的联手主张，帮助通过白银购买计划，在于它们希望借此刺激出通货膨胀，使得农产品价格上升。

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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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购买计划规定，美国财政部要在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收购白银，直到市场价格达到该计划的预期为止。

白银生产者集团宣称银价的上升会提升中国的购买力，从而有利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