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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从普遍帝国到普遍人民（第2页）

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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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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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背景下，大清真正地放弃了此前的帝国幻梦，开始了晚清的新政改革，走上了现代转型的方向。

外部的冲击，带来了帝国内部秩序的深刻变化。

传统时代内在高度多元化的大清帝国，面对内忧外患被迫开始努力做出一体性的应对。

这首先就体现在内部区域建制的调整上，大清开始努力将汉满蒙回藏多元秩序，逐渐纳入统一的行省制度当中。

1884年，原由伊犁将军府管辖的新疆，设置为行省。

1907年，原为将军辖地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也设置为行省。

满、回地区皆改为与内地十八行省一样的行政制度。

1903年开始，即有人提议将内外蒙古地区也设置为行省，但是由于蒙古地区的游牧习俗，大清驻当地的参赞大臣、将军等对此表示反对，大清故而暂缓在蒙古地区设省之举，但是大力推动“筹蒙改制”

，实行“移民实边”

“蒙地放垦”

的政策。

随着向内蒙古地区迁移的汉人越来越多，在当地的盟旗之外又有了州县之制。

虽然终清之世，未能实行在内外蒙古设立行省的计划，这却为民国时期在内蒙古地区设置塞北四省奠定了基础。

这又带来了一种内部视野的变化，一系列此前不存在的问题便会浮现出来——满蒙回诸部都改为行省建制之后，其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及区别是什么？普遍帝国的普遍性原本体现在对于多元秩序的协和性上，现在它发展到了行政建制上的一体化，是否意味着要走向全方位的一体化？倘若是，那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一体化？一体化之后，则帝国便会倏然形成清晰的内外之别，此前多元帝国时代的内外交融关系不再，则帝国的普遍性又在哪里？倘若它不再是个普遍帝国，那么其承载儒家普遍理想的正当性又在哪里？是否需要重新确立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倘若需要重新确立，那又该是什么？

这一系列问题，彼此之间互为连锁紧紧相扣，在晚清的时候是根本来不及回答的，民国时期部分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部分遮蔽了另一些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的连锁性，以部分回答、部分遮蔽的方式来应对，无异于全无应对。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总体回答，实则中国现代转型的核心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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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遍主义的激情与“中国”

的渐次抽象化

大清所建成的普遍帝国被西方世界还原为特殊存在，但是赋予帝国以历史意义与统治正当性的理想，其内蕴的普遍主义取向并不会因此而被消除。

相反，它作为帝国赖以自我识别的基础，会进入帝国国民的潜意识，构成一种普遍主义的激情，引导着人们各种新的政治想象的方向，甚至扭曲人们对于现实的很多认知。

这很可能是普遍帝国的一种宿命，它只能通过一种普遍主义的视界才能真正地认识自身，特殊主义的视界则会让它迷失自身。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个普遍帝国的超大规模性，也正因其规模，它才成其为普遍帝国；它无论是强还是弱，都能够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成为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自变量，中国问题因此天然地构成世界问题的一部分。

倘若不具有普遍主义视野，不通过世界来认知自身，它根本就无法认知自身。

但是倘若仍然像传统帝国时期一样，只有普遍主义考量而无特殊主义（民族主义）考量的话，处在困局当中的帝国将无法进行有效的动员，无法自我拯救。

这就构成了一个极为深刻的矛盾——不通过普遍主义认识自身就不可能完成自我拯救，可是普遍主义阻碍着有效的动员，又构成了自我拯救的阻碍。

要克服这一矛盾，很可能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传统帝国所尊奉的普遍主义理想本身必须被抽象化，对普遍主义留其“神”

而弃其“形”

；将其与具体的特殊主义方案安置在不同的位阶上，普遍主义所空置出来的“形”

可由特殊主义来填补，但特殊主义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