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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三轮大循环（第2页）

小循环的运动过程主要是涉及国体及治理方案的调整；大循环则是由于普遍理想遭遇真正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导致担纲者阶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打破均衡都会引发历史的结构性变化，但把时段拉得长一些，则前述的结构性变化在历史当中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在大循环当中，其均衡被打破的初始动因通常是人口的变化，包括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分布的地理空间的变化、族群分布的变化等；以及技术的发展，包括生产技术以及知识传播技术的变化。

人口和技术的变化，会引发新的经济要素的出现，将原有诸要素的均衡打破。

在古代史上，通常是君主能够率先把握住这个新的经济要素，从而获得一个全新的财政基础，君主会以此来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强化集权秩序；但光有新的财政基础还不够，还需要新的人事基础，这就涉及知识传播技术了，君主因此能够借重来自新阶层的人群，以压制此前与君主形成制衡关系的社会担纲阶层。

最终，经过一段动荡，新的均衡会建立起来。

这个新的均衡已经是基于面目全非的社会结构了，而过去的普遍理想已经外在于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与存在相分离了，所以普遍理想的自我超越就成为新的需求，追求其与存在的合一。

在大循环的均衡重建过程中，君主是其中的主动方，所以新的均衡点会更加偏向集权秩序一方。

但这会导致社会丧失活力，甚至导致一些群体无法被纳入新的均衡关系当中，沦为（广义的）流民，成为无序的破坏性力量，这就是类似于秦这种朝代很短命的原因。

但短命朝代之后，通常会伴随着一个伟大的长寿朝代。

因为这个新的朝代会汲取前朝的教训，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把那些新的经济要素以及被抛离出秩序的人群都纳入进来，完成新均衡的构建。

帝国社会因此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一个伟大的朝代就会开始。

在新的均衡当中，自生秩序一面，即社会经济这个层面，会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大循环的底层要素，定义着历史长河的河床。

而集权秩序则是奔涌的河水，一方面它会不断地冲击河床，改变其样态，一方面其大的走向又会受到河床的约束。

在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古代曾经有过三次大的结构性变迁。

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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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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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取的是“封建”

一词的原初含义，即“封土建邦”

之意。

《诗经·商颂·殷武》有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封建”

本来指的就是对天下进行分封，封邦内部自治，天子只是作为天下共主存在，对封邦内部事务没有管辖权力；所以，“封建”

必然是“割据”

的，同时也必然与“专制”

对立，因为封建制下，天子根本无能力对天下进行专制。

从秦到清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是西方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样态，西语中自然不会有对这种样态的一个专门概念，目前学界也未对这段历史的社会属性该如何称呼达成共识，比较多的人愿意将其称为“郡县制社会”

。

笔者则将“郡县制社会”

进一步地区分出其“豪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