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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西南（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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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对于西南地区的直接统治，仍然只局限在若干个点和线上，无法覆盖到面。

但是，帝国力量的进入，对于当地原有的政治社会生态构成了外生变量，两者开始了相互塑造的过程。

仍以黔西北的彝族地区为例，在历史上，当地土著首领的权力继承关系并不是父终子及的规则，对应地，当地的家族结构以及世系的记忆，都与这种多样化的继承结构相关联。

这与草原上不能父终子及的继承原则有所类似，但并不相同。

草原上主要是为了确保首领的战斗能力；山区里更主要的是为了形成更加灵活的家族结构和财产分配结构，以便于迁徙，规避其他统治力量的干涉。

随着明帝国统治力量的进入，当地的继承规则从明中期开始转为嫡长子继承的父终子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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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春来：《从“异域”

到“旧疆”

：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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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土著部落内部的权威结构发生了变化，家族结构和财产分配结构也发生变迁，从而意味着整体社会结构必将经历改造。

过去那样一种灵活的、易于规避外来统治的社会结构无法再持续，帝国力量得以继续进入。

在帝国统治技艺当中，君主与平民结盟，以对抗、压制作为社会中间机制的豪族和官僚，又与豪族、官僚结盟，来压制平民的过度反抗，最终形成君主、豪族（或官僚）、平民之间的力量均衡，君主居间进行全局性的操控，这种统治技艺在土著地区被小规模地复制出来了。

改土归流之前，黔西南的百姓、家奴等依从不成文的传统，对土目有着高度的服从关系；改土归流之后，地方官员书面保障家奴的权益，纵容他们适当地背弃主人，禁止土目参与缉捕事务等，原有的不成文惯例的约束被大量打破，土目在地方的权威与控制力大幅衰落。

而流官不会任由家奴无顾忌地对抗土目，他们会在打击土目与不让其完全丧失权威中间寻找一个最佳均衡点，从而使得帝国官员成为当地最高的操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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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温春来《从“异域”

到“旧疆”

：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第196—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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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愿意与帝国合作的土著来说，其在与其他土著的竞争中能获得独特的优势，合作者便会逐渐呈现出汉化的趋势，以获得帝国系统更多资源的支持。

竞争失败或不愿合作的则会向大山的更深处，也就是河流的更上游迁徙，以保持自己的原有特征。

随着当地原有社会结构的瓦解，秩序的重构过程形成了一种“歧视链”

的结构。

以川西北羌族地区为例，到了民国时期，当地的自我认同呈现为：住在河流下游的人，自视为汉人，将上游的人骂作“蛮子”

；而他们本身又会被更下游的人视作“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