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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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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曾经有过一个小插曲，当时的龟兹国王来长安参拜过之后，觉得汉室依照儒礼而定的皇家仪仗气度非凡，于是回到龟兹之后也仿照着搞了一套仪仗，出门前呼后拥，坐下了山呼万岁。

结果遭到西域其他诸国的嘲笑，说他非驴非马，最后这种尝试也就无疾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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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儒家文化具有地理依赖性，它因自然生态原因而无法越过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只能在中原地区展开。

但是其世界想象并不会局限在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当中，它具有一种普遍想象，这带来了后来的一系列历史特性：一方面，它在历史上，会构成超越草原、中原之上的普遍帝国的正当性辩护基础；另一方面，它也会使得中国在理解超中国的世界秩序时，遭遇到特殊的观念障碍，从而在现代转型之际遭遇到特殊的问题，与日本等国截然不同。

还可进一步解释，为何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纯粹的中原王朝或者说汉人王朝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

此处所说的“统治”

，是指对方真正的臣服，而不是名义上的朝贡。

在古代，所谓汉人并不是基于血统而获得定义的，历次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中原人或多或少会有北族的混血，更何况在西周时还视作蛮夷之人的楚人、越人等，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就作为汉人的一部分了，血统上根本无法追溯；汉人是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就是以农耕生活为载体的儒家文化。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对于农耕的约束，使得人们在越过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就必须游牧化，否则是死路一条。

而一旦游牧化之后，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等，也就是无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

因此，纯正的中原王朝也许有能力派兵远赴漠北驱逐游牧者，却无法实质性地统治漠北。

要统治就必须驻军，而所驻之军的后勤补给，无法从中原持续获得，因为这超出了帝国的承受能力；他们只能就地取材，通过游牧获得补给，而一旦游牧起来，就不再是汉人军队了。

即便中原王朝强大时能够扫荡漠北，事毕仍必须撤军南返，这只不过是替草原上的其他游牧者扫清崛起的障碍而已。

儒家所尊奉的仪礼秩序，最初是一种自生秩序，它源于传统，贵族制作为该仪礼秩序的载体。

在周代，这些贵族源自武王与周公对于同姓与近臣的分封。

诸侯带领本族人到封地武装殖民建城而居，称为国人，亦称君子；被征服者则居于城外，称为野人，亦称小人。

该种秩序下，只有贵族君子可以参加战争，战争的礼仪性质往往也会大于实用性质。

宋襄公差不多是这种意义上贵族的绝唱，他的“不击半渡”

“不鼓不成列”

“不擒二毛”

，都是贵族精神的体现，任何不符合礼的战法，都胜之不武，宋襄公耻之。

但这在不讲究中原式贵族精神的对手面前会显得很迂腐，宋襄公遂被楚王打得大败。

嗣后，中原各诸侯国陆续开始变法，诸侯国内部的贵族等级被夷平，传统仪礼秩序的载体不复存在。

人们的身份高低不再是基于出身、血统，而是基于军功；平民也可以参战了，甚至可以军功升至超越于过去贵族之上的地位。

强有力的贵族的存在，可以约束中央政府对社会的资源汲取；贵族不再，政府便得以建立起远较过去强大的中央财政，形成官僚体系、吏治国家。

新近拔擢的平民，正是用来填充官僚体系的最佳人选。

他们不似贵族有着独立于王权之外的财务基础，其地位的提升又依赖于王权，平民与王权之间便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这样一个群体进入官僚体系，可使其效率最大化。

此时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也依照战争动员的逻辑重构了一番，全民战争开始出现了，战争的实用性转而超越于礼仪性之上，各国进入了比拼资源动员效率的阶段。

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其逻辑终点就是中原地区的大一统，并且这种大一统从技术上来说差不多是不可逆的，因为大一统首先基于中央财政的大一统，而能够阻挡中央财政大一统的古典贵族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原地区连续成片的农耕地区，其人口与财富总量的汇聚度，在古代世界堪称独一无二。

如此一种地理，利于大规模作战，而不利于割据自存；如此一种地理，能够养活庞大的人口，帝国政府从中汲取资源，反过来以此打碎社会自组织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资源汲取能力。

一旦过了某个门槛，第一个千禧年过后就差不多过了这个门槛，则不会再有任何区域性的力量能够长久地与帝国政府分庭抗礼。

因为中央统治者能够从整个中原低成本调集起的资源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至任何区域统治者都不能与之持久抗衡。

像诸代开国之君等成功的反抗者，都是找到办法调动起中原地区大部分的资源，以对抗“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彻底丧失民心的原有统治者，但嗣后又无人能够抗衡这个成功的反抗者成为新的大一统统治者了；跨过门槛之后，帝国一旦崩塌，取代它的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而不是分崩离析的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