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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十字路口的大国与历史热（第1页）

最近几年，中国兴起了历史热。

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从各种视角重写中国史的著作，既有国人的著作，也有译著；既有传统式的史学著述，也有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并且往往都出人意料的大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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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著作与学术努力。

赵汀阳先生在《天下体系》《惠此中国》等著作中对于“天下”

观进行了着力阐发，力图在传统中发掘出现代中国的普遍主义视野之可能性，许纪霖先生也曾在多篇论文中做过相近的努力；但是对于“天下”

观念的再发掘，忽视了塞北、西域等地区并不是由儒家文化主导，因此对这些边疆地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可能会遇到困难（近年可看到许纪霖先生有了对于边疆问题的大量关注），并且从观念到观念的叙事，也会流于空泛。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想象的异域》等著作中通过对周边朝贡国史料的挖掘，呈现出从周边看中国的不同视角，对于纯粹基于中原的秩序想象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刺激；但这种视角同样将遇到“天下”

体系所会遭遇的质疑。

姚大力先生、罗新先生的诸多著作，从草原史、内亚视角开启了不同于中原视角的中国史反思；这种反思非常有启发性，但对于内亚与中原的历史共性何在，尚需给出更进一步的解释。

王柯先生在《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一书中，对于中国内在的多元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对于多元要素的共性基础的发掘还需进一步深入。

赵鼎新先生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等著作中，回溯到中国历史的早期，从战争与政治秩序的生成关系的角度再论了中国史；这种分析角度使用了以往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的社会学方法，但是对于非中原地区的解释力仍嫌不足。

王明珂先生、马戎先生等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思考；这样的人类学思考对于历史学是一个巨大的补充，但是过于强调了社会层面的自生秩序，而对政治层面建构秩序的同情式理解似有不足。

国外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思考，诸如美国新清史学派对于大清帝国的内亚性的探讨，日本京都学派对于中国史的重构，以及剑桥的中国史系列、哈佛的中国史系列等等。

这些思考都极富启发性，外国学者有他们不同于中国学者的问题出发点，因此更多是他山之石的价值，而不足以成为中国理解自身的基础。

此处的梳理，只是从有代表性的几个入思角度展开，必定挂一漏万，除笔者所列学者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做出了大量值得钦佩的研究，笔者的思考也从中受到许多启发，篇幅所限，恕无法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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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历史热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

揆诸世界历史，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其崛起本身会造成所处体系的深刻变迁，过去所习惯的参照系不再起作用，基于该参照系所设定的国家目标也会失效；于是，它无法再说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往往会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

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

在这个路口上，倘若它能够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就能够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并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否则，它将浪费自己所经受的苦难。

为了真实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以避免糟糕的前景，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国往往都会关注历史，它们渴望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理解，来廓清当下，构想未来。

这种身份焦虑的化解，无法简单地通过对于某种价值理念的表述及追求而完成。

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身份，要基于两种理论叙事的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一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认同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

两种叙事加在一起，才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

单纯依靠政治哲学的价值表述，无法回应共同体的特殊历史处境；单纯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则无法理解共同体与世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当下中国的身份焦虑，实际上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新的历史叙事的渴求；人们渴望通过对于中国各种特殊性的统合性叙述，来寻找中国通达于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对内对外的各种精神紧张。

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

这一问题。

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

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首先需要有对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理解。

只有基于对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当中的结构性地位。

那么，中国历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里呢？

本书认为，它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

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入点，都在对这两点的把握里面了。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