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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第2页）

这样一种公司组织形式跨越了二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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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经济霸主转移，与企业组织形式变迁的分析，详见［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该书对于近代史上霸权转移逻辑的分析极富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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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二战后几十年黄金时间的高速发展，世界上多数人口已经超越了简单维生的经济阶段，基本需求获得有效满足。

所谓“基本需求”

是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比如移动电话在今天已成为基本需求。

传统大规模制造业所生产的品质趋同、品种单一、廉价耐用的产品，此时无法再满足人们的需求，产品的全新创意才能赢得更多消费者。

跨国大托拉斯由于产业链的漫长，面临着巨大的决策风险，无法有效参与到创新当中。

它们在其所在行业的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时候，或者说它们处于特定意义上的“短缺经济时代”

的时候，能够生产那种流水线产品来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却难以应对“后短缺经济时代”

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它们越有效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就会越快地走上自己的逻辑终点。

于是，能够将制造过程外包，自己轻装上阵致力创意与品牌打造的企业，将有更大的机会占据价值链的顶端，这就是类似于苹果这样的公司成功的秘诀。

而一旦开始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拼创新，否则很容易被淘汰。

于是，除非是其行业本身不适合外包，西方众多世界大公司都将其制造过程外包，不愿外包的大公司有不少遭到淘汰。

大规模生产外包至少有两个技术性前提：一是大规模数据的处理能力，二是高速的信息传递能力。

这两个技术前提才能让发包方不至于对生产过程处于无知状态，以致没有能力根据市场讯息迅速调整自己的外包任务；两个前提刚好因20世纪末21世纪初信息技术的大发展而获得了解决。

于是，新技术使得这场管理革命成为可能，发包方与承包方构成了工业链条的两端；大规模外包使得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事物，生产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分离了。

问题就此转化为，谁能够承接起这种外包任务。

对于承包方来说，有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第一，生产过程必须有效率，否则不会有机会承接到发包任务。

有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但高度专业化以后，风险会变得很大，因为承包方没有办法迅速转型，上游发包方的创意一旦发生变化，承包方就会死掉。

因此，承包方又得满足第二个条件，即生产过程必须要有弹性，有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而不能专业化会使得生产的效率欠佳，一开始就根本不会有机会拿到订单。

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但它们又是彼此矛盾的，这就带来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要想解决此一结构性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把弹性与效率这两个条件放到不同位阶上来满足。

即，承包方的制造业企业不能大而全，必须是大量小而专的企业，每一家企业都专业化到极致，近乎就是专攻某种高度标准化的零件，其产品的通配性反倒会特别好；这些企业彼此之间就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相互配套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动态互联的供应链网络。

通过网络内部每一家企业的高度专业化，确保效率；随着发包任务的不同，企业间的相互配套关系可以不断动态重组，以此来确保弹性。

也就是说，对效率的需求，在单个企业的层面上获得满足；对弹性的需求，在大量企业共同组成的供应链网络层面上获得满足。

所以，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是有能力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重要前提。

供应链网络内部不断动态重组的配套关系，一定是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转，绝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大脑能设计得出来的。

因为，创新经济时代市场的变化速度超出了任何中央集权式的处理能力，供应链网络的运转便只能是基于自然的市场均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