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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过渡地带（第2页）

它们不完全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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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铁摩尔此处的原文是“中国”

，这个词在英语里意涵比较暧昧，既可以用来指今天的整个中国，也可以用来指汉族地区。

此处的“中国”

，更恰当的理解应该是“中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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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草原同类，所以它们也不完全具有中国的特点（城池及附属的农村）或草原的特点（氏族或家族部落在有限的区域内要求牧场的权利）。

……边疆形态的公理是，它可以对任何历史时期作正面及反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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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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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二元帝国，其担纲者都来自这一过渡地带，尤其是来自东北地区。

因为，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其美德在于草原英雄式的酣畅淋漓，无法理解儒家的伦理世界和治理逻辑，无法容忍中原帝国官僚体系对于皇帝个人意志的约束，所以并没有能力直接统治中原，很可能他对此也没有多大兴趣，而更乐于选择不劳神的“外部边疆战略”

。

而纯粹的中原统治者，皇帝的美德在于“垂拱而治”

“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轻扰”

的自我节制，唯有如此官僚体系才能不受干扰地依循常例自动运转，所以中原统治者也不可能具备统治草原的能力与兴趣。

若欲建立超越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国，担纲者必须是能够同时理解中原与草原的人，这种人只能是来自过渡地带。

长城沿线自不必说，东北的北边连通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边是经常接受中原帝国统治的辽东宜农地区，在东北能够站住脚的统治者，必须兼通两方，这样，其入主中原之后，便可以建立起一种二元帝国统治。

二元帝国中，统治者同时兼有两个身份，通过可汗的身份以部落联盟的方式统治草原地区，这里主导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通过皇帝的身份以官僚帝国方式统治中原地区，这里主导整个帝国的财政秩序。

中原之富与草原之雄结合在一起，并因对最高统治者的共同效忠而联结在一起。

来自东北的慕容鲜卑最先开始了这种尝试，来自山西北部长城附近的拓跋鲜卑则成功地依此原则建设了北魏王朝。

北魏早期定都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正是在农牧交界地带，可以兼制两方。

但是北魏王朝并未获得对于这种二元政治的足够自觉，在孝文帝的时候主动南迁洛阳，并命随迁的鲜卑贵族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一力汉化。

这样一种努力，便是放弃了其草原身份，这对二元帝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将使得帝国的军事力量不再认同于帝国统治者，所以魏孝文帝去世后不久，便发生北境六镇军人掀起的内乱以致亡国。

至于孝文帝南迁的原因，绝不是简单地喜爱汉文化，因为在平城并不会影响其学习汉文化，不必非得做迁都这种可能动摇国本的事情；更本质的原因应该是，平城地区也是草原军事贵族的大本营所在，军事贵族对于大可汗的约束使得孝文帝感觉不痛快，于是力图远离军事中心，摆脱贵族的约束，运用中原地区庞大的财富资源遂行集权秩序，一展己意，迁都洛阳因此便成为选择，但其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

直到辽代，才放弃了追求一元化的努力，开始自觉地建设二元帝国，用南北两院分治汉人和契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