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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精神的自我超越（第2页）

为此，昌黎先生尤需排佛。

他在《论佛骨表》中复言到：“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这样一种弃绝伦常的信仰体系，将败坏天下。

然则如何方为正途？昌黎先生认为，佛老之学谈“治心”

，其目标却是“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

（《原道》）；此前不为人所重视的儒家经典之一《大学》中也谈所谓“治心”

，“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

（《原道》），其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道统因此而获得了经典的依据，从佛老亦所推重的心性修炼出发，终结于儒家所追求的普遍秩序。

这种进思路径大异于遵奉荀子，强调“礼法”

秩序的汉儒，而遵奉孟子的“心性”

之学，认为普遍秩序首先是心性的外化。

如此一来，便可看到，昌黎先生极力排佛，但其思考实际上恰是要回应佛教所提出的问题。

佛老之学此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士人反思的问题框架，于是，即便是排斥佛老之学说，也已在否定性的意义上融进了佛老的话语，这种问题意识的出现，为超越儒释道的精神打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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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认为，韩愈的思考受到禅宗相当大的影响，“退之（按：即韩愈）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

参见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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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另一角度看，这样一种反思努力的起点，却必须是将佛教排斥为他者，重建特殊认同以便形成新的精神凝聚核，事方可为；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普遍帝国的抛弃，否则认同复将流散。

所以精神实现再次超越的前提却是先要努力转为内向，其现实化便也会是个有限的特殊帝国，以便对抗普世帝国的衰败所导致的秩序丧失。

昌黎先生的努力，已经从精神层面预示了后世大宋与大辽两个特殊“帝国”

并立的东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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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刘子健先生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一书中提出，两宋的文化转型不仅是个思想史的事件，更是与专制权力的扩张及强化有着深刻关系：既然汉唐以来的君权相权相制衡的秩序已经破灭，尤其是到了南宋，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则儒家学者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

的一面，而放弃“外王”

的论说，因此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在。

刘子健先生的思考颇有洞见，但有些过于强调制度决定主义了。

本书则尝试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对此一文化转型加以解读，以提供另一种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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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反思到了宋儒终于开花结果、大放异彩。

宋儒从孔孟到韩愈建立起一个新的思想谱系，他们追随韩愈等人对《大学》《中庸》的诠释，改变了过去以《礼》为中心的政治学经典系统，以《易》为中心，诠释宇宙的终极真理，以《中庸》《大学》为中心，探索尽性的途径，以《春秋》为中心，讨论政治的大义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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