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四、国际金融家们的密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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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长长的奢华走廊一路走到尽头,就是汇丰银行的会客沙龙。

    与外面的西洋风格截然不同,这个房间里面完全是东方情调的陈设——至少在托马斯.汉弗莱爵士的眼里是这样的:东方式的红木博古架上,陈列着绚丽的彩瓷、翡翠的鼻烟壶与象牙的观音像,松软的沙发前,摆着精美的斑竹小屏风,外观飘逸的高脚小几上,造型古朴的青铜香炉正飘散着淡雅的名贵熏香。墙上悬挂着几幅古旧奇怪的东方字画,飞舞的线条好似刀刻一样有力,斑驳的墨迹又仿佛历尽沧桑。

    一个态度恭谦的华人仆役将他们迎进门内,另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面容姣好的女佣,则用大托盘给他们端上了咖啡和苏打水。汉弗莱爵士熟练地将白色礼帽放在门口的托盘上,然后背着手悠闲地欣赏屋内的陈设和字画,耐心地等待主人。而孔祥熙则是很有些神情紧张,乃至于坐立不安。

    ——没办法,孔祥熙部长接下来将要交涉的对象,不仅仅是汇丰银行的代理人,香港银行界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中国在这个时代的幕后主宰者!

    片刻之后,几位穿着时髦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华人和白人男子,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友好地向孔祥伸出右手——他们就是香港各大银行的经理人,或者说美英各大财团的在华势力代表之一。

    接下来,这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就要代表各自的主子。在英国外交官汉弗莱爵士的穿针引线之下,跟孔祥熙部长讨论为蒋介石政权提供军费贷款,以便于遏制正在中国南方急速膨胀的赤色武装。恢复东方世界的“正常秩序”……同时更加深化对蒋介石政权的控制,从中牟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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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世纪以后,有不少人幻想着要在民国时代当军阀,只要想办法拉起一支能打的队伍,占据一块比较有油水的地盘,再抱紧某一个或某几个列强的大腿,从他们弄来技术和资金。请他们帮自己培养人才,最终建设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就能拯救民族和国家……在真实的冷酷历史之中。这个幼稚的想法实在是可笑无比——民国时代的军阀,哪里是这样好当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代理人,又岂是这般容易做的?假如军阀之路真的可以救国,那么为何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这样的一代人杰都没能成功?

    且不说烽火燎原的民国乱世之中。就算是在国际环境相对和平的二战之后。那些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一手扶植起来的统治者,从伊朗的巴列维国王、韩国的李承晚,到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又有哪一个完成了复兴国家、拯救民族的大业?相反,那些努力打倒他们的反对者,却在一定程度上比他们做得更好。

    后世的人们,之所以会对民国时代有着上述种种妄想,关键在于思想上的格局不够开阔。眼光也不够敏锐,无法透过那些表面上眼花缭乱的政治倾轧和军事斗争。来看透民国乱世的本质。

    在这里举一个比较近的现代例子——卡扎菲死去之后的利比亚内战,明面上的表现形式似乎是各个部族之间的野蛮混战,甚至被某些人解读为卡扎菲余党的复辟,实际上却是围绕着利比亚最大的财源——石油,而在买办政府和部族武装之间进行的殊死较量。很多昔日反对卡扎菲的部族,眼看着如今的日子还不如过去,也纷纷追悔莫及,在此时相继投入到了反对新政府的战争之中。

    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全国性大起义,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买办政府,北约不仅投入了大量雇佣兵和特种部队,还派出战机轰炸利比亚起义军看似对自家狗腿子很讲义气。但问题是,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在卡扎菲倒台之后,吃相极其难看地吞掉了利比亚的大笔石油收入,害得利比亚新政府难以发放福利、安抚国民、收买各方割据势力,又哪里会让一个好端端的石油富国,搞到如今这般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的程度?

    同样的道理,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代理人,就是为了死命压榨中国老百姓,每年不断剪羊毛的,又怎么可能允许你积攒起足够的财富,建立起一支能够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二十世纪后期的日韩和东南亚四小龙,都已经把美帝在当成爹来伺候了,还不是照样被华尔街大亨们宰得欲仙欲死,生活不能自理?

    更何况,既然你可以“挟洋自重”,那么你的部下当然也可以如法炮制。被你派出去学习先进技术的那些家伙,等到回来的时候,说不定早已变成了被洗脑过的定时炸弹,随时准备在外国主子的指令下掀翻你的统治——比如说,在蒋介石败逃台湾之后,以美国人和蒋介石这样过硬的同盟关系,美国方面还要千方百计地扶植孙立人,从内部掀翻蒋介石对台湾的统治,以便于更容易地剪台湾人民的羊毛呢!

    ——几百年来满世界航海殖民的漫长历史,早已把欧美列强锻炼成了经验丰富的驯兽师,只要你贪图他们拿出的一口食物,乖乖进了他们的笼子,那么接下来再想要摆脱束缚,就堪称是难比登天了。

    当然,轻松摆脱束缚的例子也不是绝对没有,比如二战后的埃及就比较轻松地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但这是因为有美国和苏联把枪口顶在英法的脑门上,逼着这两个落魄的驯兽师自己把笼子拆了,不然就要开枪爆掉他们的头……而之后的埃及,也是最终又掉进了美国的笼子……

    言归正传,如果是在太平天国战争的时代,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力量还很单薄的年月里,这种“挟洋自重”、武装割据的救国革命策略,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遥远的地理距离和信息传播的滞后,使得欧美国家对远东任何大规模干涉都异常艰难,“靠着洋人反洋人”的策略尚有操作空间。

    但是,到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已经渗透很深的民国时代,这样的“曲线救国”就完全是一条死路了。

    事实上,至少到义和团运动的时候,西方列强就已经清楚,因为遥远的距离限制了自己对中国投放兵力的能力,所以仅凭坚船利炮和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将整个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而单纯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国的经济潜力。但无声无息的金融渗透,却远比船坚炮利的海军舰队更具威力。

    所以,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西方列强认为直接瓜分和灭亡中国的代价太大,很可能导致不可控的后果,因此最终决定以扶植一个俯首帖耳的傀儡政权,继续替他们“代管”中国,维持一个稳定的远东半殖民区为最优策略,以此来源源不断地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财富。

    之后的中国局势,便彻底被西方列强,确切地说,是以西方列强为载体的国际金融势力所掌握。

    虽然满清的毁灭和袁世凯的倒台,让帝国主义失去了一个能够稳定剥削全中国的趁手工具,但接下来无休止的军阀割据和分裂内战,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政治环境,从而导致民生凋敝,经济崩溃,民间财富开始不断涌入租界的外国银行,最终被转移到了国际金融家的手中。不管谁最终统一全国,获得的都只会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没有任何黄金和白银等贵重金属充当货币准备金,金融秩序就无法建立起来,而政府财政也必然难以支撑,最后只得沦为傀儡,一举一动完全仰仗外国人的鼻息。

    这就是为何近代历史上的中国,除了我党以外,几乎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是不卖国的——因为实在是由不得他们不卖。他们的政权在战火废墟中诞生,一时间没有充裕的资金来源,就只能以国家权益作为抵押品,向外国银行借款,以便于能够维持政权的运转。可借款终究难以持久,并且这也会使得中国成为西方列强在经济上的附庸,最终断送国家和民族的气运,从此一蹶不振。而若是赖账的话……就意味着战争!

    在此期间,并不是没有人曾经想过要抗争,但局限于他们的眼光和见识,大多数人都看不清这样的世界大局,反而无数次在死胡同里面原地打转,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

    终于,中国这个曾经辉煌千年的远东巨人,被掏空了财富,折断了脊梁。在剩下的那具腐朽堕落的躯体上,还站满了西方列强的金融秃鹫,它们有时或许会相互厮打,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猛啄已经枯干的腐肉,同时用冷峻警惕的目光,四处查看潜在的威胁,随时准备把中国人的任何反抗扼杀在苗头之中。

    但它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居然也会突然变成猎物,被某些开了外挂的中国人给一口吞下去!(未完待续。。)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