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7章 教育得改

古龙岗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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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卫到重庆以前,关于民国的书籍相当畅销,民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一部接着一部,仿佛无穷无尽。少年时有关民国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困苦的记忆似乎也越来越远去,取而代之的,似乎是民国也好像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甚至于在看某些报道或者文章的时候,民国几乎就成了“小资”、“情调”的代名词。虽然还不至于“言必称民国”,但那似乎正在形成一种风尚,把民国时代的许多名人的秩事端出来晒一晒也成了大家的习惯。秦卫就曾看过一段儿描述,有关杜月笙的:

    “红十字会,曾设立了很多医院,如宁波时疫医院、仁济医院,救助伤病者不知凡几。又曾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专职救助贫困者,重病患者住院医治、手术、医药及住院费用一概全免。同时红十字会还投身教育,创设许多学校,向学校捐款……这里说的是1931年的事,当时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叫杜月笙!”

    读完这几行字,一时间感觉杜月笙仿佛成了大善人。

    可谁都知道杜月笙是青帮大亨。青帮在上海滩做过的事儿可不少,而且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杜月笙本人也是靠赌和毒起家的。更曾经与黄金荣、张啸林一起残酷镇压上海工人运动,不仅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还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

    这算是好人?

    当然,杜月笙只是个个例。但细想一下,民国真的像后世描述的那么好吗?

    秦卫自己都很明白,那许多追捧民国的人,恐怕也都很清楚那个时代的不完美,甚至也都知道民国就是个破烂的国度,别说没有后世被叫烂了的国民生产总值,光是某些地方政府还公开鼓励老百姓种植大烟,收取大烟税,就已经骇人听闻了。而民国所奉行的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也搞的非常糟糕,国家建设也有很多问题,军队也不是特别会打仗……说白了,民国的自由根本就是乱世的自由,究根到底,其实也是没有法律制度保障的。

    然而在民国呆了许久,秦卫却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后世“民国热”的背后,借民国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之块垒的背后,却可能潜伏一种精神危机,就像某位作家说的:“如果说意识形态和历史教科书对民国的书写不乏妖魔化之误,那么后人对民国的追思、赞颂是否存在过度美化、神圣化的嫌疑?将一个人、一种现象、一段历史打入十八层地狱,与将其捧上美轮美奂的神龛,何者罪过更重?”

    说到底,历史应该理性地对待,恰如其分地评价,美化和丑化,都不理智。后世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比较动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稳定下来了,历史观却没有稳定下来。对于民国的认识理解,往往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在民国历史中寻找符合期待的东西。后世人们怀念的民国风度,比如宽容、自由,是很多有识之士积极争取的结果,但其背后,其实也是有着专制、战争等晦涩的背景。

    当然,说这些都远了。

    但秦卫在民国呆了许久,有一点却是极度的不爽。

    他很反感那些没事儿找事儿,总喜欢把自己摆在正义的一方,却只会说,不会做的某些文人。而这些人中,其实也不乏那些铁骨铮铮之辈!对上这些人,就像是现代人对上了海瑞,在赞颂对方的清廉的同时,却又极度憎恶对方的“无能”!

    而很显然,民国的文人虽然有不少清贫自守者,大多数却并不像想像中过得那以悲惨。

    ……

    “明末‘东林党’,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总以为全天下都得照着他们的规矩转才算合理,却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痛骂了几百年的魏忠贤,以及魏忠贤所率领的所谓‘阉党’还不如……或许他们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己。毕竟他们都那么聪明,而且大多都很识时务!”

    “我民国文人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先生一生不党,拒不做官,因为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还有一位刘文典教授,敢跟蒋委员长拍桌子叫板,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前段时间,他发文攻击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蒋委员长要他去官邸解释,结果马教授大怒,称‘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这是值得人们敬佩的文人。因为他们要么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要么坚守自己的原则,并以身作则,影响了我们这些后来者。”

    “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人是不是太多了?尤其是在文学领域!”

    “在德国和日本,理工科类人才占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也超过百分之七十……而我们,却不还足百分之二十!”

    “原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司徒雷登先生说过,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说这是战争导致了大饥荒。可1929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那里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而最可怕的……当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饥饿可以让人泯灭掉最基本的人性!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曾见过这样一些让人无法相信的事情:一对饿极了的夫妇,曾把他们的六个孩子绑在树上,为的是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出去讨饭,因为人少的时候总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一位母亲怀抱着出生不久的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乞讨,走到一个村头,母亲再也走不动了,打发两个孩子进村讨要,她在村头的树下休息,结果两个孩子回来时发现,母亲已经饿死,而那饥饿的婴儿还叨着妈妈的奶头,使劲吮着;还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来最后的一顿饱饭,然后全家一起自杀……”

    “我们有无数优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方面的人才,这个领域的人数超过我们全中国受高等教育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可我们这个国家的文盲率,在民国二十八年(1339)的时候,依然高达95.1!”

    “叶圣陶、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推行大众教育,提倡文化救国。我们为他们的远见卓识而喝彩,为他们的行动而喝彩!但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先吃饱了才能去学别的。所以,在教学这前,我们更加需要找到方法,先让这无数的老百姓能吃饱穿暖,有个可以容身的地方……”

    “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同样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在教育方面,我们首先要扩大理工农医这些科系的受教育人数!”

    “但我们的学校似乎更加衷心于文学。”

    “这使得我们的文学家层出不穷,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人却少之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看过不少文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感叹过生活的不易,可我很想跟这些人算一笔账……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现在,即便是有战争,这个水平也并未降低多少。这就是说,知识份子是我们当代的高收入阶层!这一点丝毫也不过分。……再举个例子,‘八.一三’事变后,某著名诗人夫妇于举家移居杭州,据说原因非常简单,上海生活费太贵了。在杭州,他们深居简出,每天就是读书、写作、会友,过了一段十分平静的日子。但是这种寄情于山水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这对夫妇决定盖一栋自己的房子。他们花1700元买下了杭州某座山后的30亩山地,接着又置换地皮建屋。这个新家于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万六千多元……这种水平,他们却嫌上海生活费太贵!”

    “我们在美国的胡大使,他有一位学生,爱打扮,狂追自己的一个女学生。女学生拒绝,此君向胡大使哭诉。适逢该女生也来找胡大使投诉禽兽老师。胡大使劝道:他顽固的爱你。该女生回答:我顽固的不爱他。随后,此君以自杀相胁,该女生遂屈服,嫁于心目中的‘禽兽老师’。不久,此君出轨,又顽固的爱上了一位女诗人……”

    “说真的,别人的生活与我们无关,但是,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太多这样的‘家’。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用知识让人民吃饱穿暖,能让我们的科技进步,能够从更多的方面对人民起到好的作用的人才……呐喊,或者唤醒,总也要人民吃饱肚子,穿上暖和的衣裳吧?”

    “所以,本人认为,教育部应该首先做出表率,与各大院校商讨,缩减文学各专业的经费,增加对理工农医类学科的扶助。这才是一个做教育的正经态度!”

    “——李德!”

    ……

    戴笠到白公馆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教育必须改变》的文章,这篇文章很短,写得也乱七八糟,但却在时下紧张的气氛中再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RS